2020年，我國人均 GDP 連續2年超過1萬美元，這與美國80年代“財富管理”爆發前夜水平相當。從國外的發展經歷來看，人均GDP突破“1萬美元大關”即進入財富管理大發展的“風口”。

美國1980年代迎來財富管理的爆發期，居民資產配置從房地產轉移到金融資產，金融資產中存款占比不斷下降，股票、基金、養老金等多元財富管理產品迎來大爆發。

北京、長三角、廣東富翁最多

上述資產配置轉移在高凈值人群中的表現尤為明顯。那么，我國的高凈值人群主要在哪里？又有哪些鮮明的畫像特點哪？

胡潤2020財富報告顯示，總資產在600萬以上的家庭數量最多的城市TOP10為北京、上海、香港、深圳、廣州、杭州、寧波、佛山、臺北、天津。

不論是從財富、收入、人群數量的角度看，上海、北京、廣東、江蘇和浙江這五省明顯是高凈值人群的“聚集地”；這五省市的超高凈值人口（可投資者資產>1000萬）均超10萬人， 全國超高凈值人群43%的超高凈值人士居住在這這五省市，他們的可投資資產占比約為59%。

此外，山東、天津、四川、遼寧、湖北、福建六省市的超高凈值人口（AUM>1000萬）人數也超過5萬人。

那么，高凈值人群的財富從何而來哪？貝恩與BCG相關統計顯示，高凈值人群的財富主要來自經營公司獲利、工資和福利、金融市場投資、繼承父輩財產、房地產、其他。其中，經營公司創造了66%的財富，并且有36%的超高凈值人士是一代企業家。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高凈值人群在危機中的抗風險沖擊能力更強。

2020年疫情之后，AUM在300萬以上的家庭財富“逆市”增長，金融資產在300萬以上的家庭有60%家庭財富增加，且近20%表示“增加很多”。

高凈值人群的財富管理需求是？ 根據貝恩咨詢的統計，從高凈值人群的財富目標來看：更注重財富安全（采訪提及率28%）與財富傳承（提及率25%），遠高于創造更多財富的需求（提及率15%）。

而從海外經驗來看，未來財富管理的需求、產品體系將更加“多元化”。如美國1975-2000年之間，股票、公募基金、養老金投資的風險金融資產規模從2.26萬億美元持續、快速增長至26萬億，期間年均復合增速高達10.3%，而現金及存款占金融資產的比重則從30%左右持續下降至12%左右，財富管理不再僅僅是“拉存款”或者“賣理財”。

當前，我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為3.26%，而大多數發達國家在1.5%以下。過去幾年我國市場利率整體呈下行趨勢，余額寶為代表的貨幣基金收益率最低下降至1.34%（當前為2.15%），中長期看，我國利率仍有下行空間。 我國“無風險利率”有望持續下行。

一直以來我國理財收益率和存款成本的相對“剛性”，使得大部分居民財富保留在“無風險”資產中。但是在利率市場化和“打破剛兌”的推進下，能夠“保本”的資產越來越少（如2020年銀行凈值型理財已17.4萬億，占比接近70%），理財產品收益率也持續下降。我國居民財富管理的“無風險收益率”未來或將持續下降，將促進居民更多元的財富管理需求。

以美國在1975-2000年的財富管理發展為參考可以發現，這6類投資渠道或將成為我國高凈值人群的財富管理方向：

1）全能/零售銀行：利用自身網點與渠道的優勢，提供綜合金融服務大眾及高凈值人群。代表銀行包括摩根大通、HSBC、美國銀行等。

2）投資銀行：通過設計復雜投融資產品，滿足高凈值、超高凈值人群的投資需求。代表性公司包括高盛、摩根士丹利等。

3）專業保險機構：通過設計壽險、財險、養老險產品，或通過管理養老金（通過FOF、養老基金的設計）等方式來管理客戶資金，代表公司包括安聯集團、友邦保險等。

4）基金公司：專注產品管理。代表公司包括貝萊德、先鋒基金等。

5）第三方財富管理公司：承擔“中臺”的角色，代表公司包括Wealthfront、嘉信理財等。

6）高端財富機構（私人銀行、信托機構、家族辦公室等）：針對高凈值人群及超高凈值人群，通過專業的理財顧問對客戶提供一對一、個性化的金融服務，代表機構包括北美信托、瑞士盈豐銀行等。

最后需要說明的是，由于有高凈值投資門檻的存在，如個人投資者參與債券市場或投資私募基金，名下金融資產需大于300萬元，信托資產的合格投資者要求為100萬等等。所以，總資產越多的高凈值人士參與各類金融市場的程度越高，在各類金融產品上的持有率均明顯更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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